本来顺着这个思路，法庭完全可以做到干干净净。法庭其实也想这么做。一审法院在其一审判决书中说：“......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杨佳于 2007 年 10 月 5 日晚骑一辆无牌照自行车途经本市芷江西路、普善路路口时，受到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依法盘查，由于杨佳不配合，被带至派出所询问，以查明其所骑自行车的来源。杨佳因对公安民警的盘查不满，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多次向公安机关投诉。闸北公安分局派员对杨佳进行了释明和劝导。杨在所提要求未被公安机关接受后，又提出补偿人民币一万元。杨因投诉要求未获满足，遂起意行凶报复。”这不是挺好吗？这些说的都没错，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但上面这一结论和后面论据（也就是证据）之间相衔接的一段话，暴露出一些毛病（至少在我看来），它说：“..... 以上事实，有公诉人、辩护人当庭举证并经法庭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这些证据是什么呢？这些证据分别是“23 、证人薛耀（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 2008 年 7 月 21 日陈述”、“24 、证人陈银桥（身份同上） 2008 年 7 月 21 日陈述”、“25 、证人陈红彬（身份同上） 2008 年 7 月 3 日陈述”、“26 、证人顾海奇（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27 、公诉人当庭出示的被告人杨佳于 2007 年 10 月 25 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上海市公安局有关部门发送的投诉信”。这些证据都是说的都是警局如何如何依法履行公务，如何耐心作教育、劝解工作，最关键的一点是警局在处置杨佳自行车一案中始终“没打人”。

      上面那些人的大部分陈述我认为是真实的，但“没打人”这一事实也夹杂其中。法院说“..... 以上事实，有公诉人、辩护人当庭举证并经法庭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意味着警察“没打人”也成为法律事实。法院这么做，就有些引火烧身了。这是因为，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只有查明杨佳杀人袭警的主客观要件就行了，即满足客观上有杀人的犯罪行为，主观上有报复杀人的犯罪故意，根本没必要再去审查警察是否打了人，此其一；其二，审理杨佳杀人案，能查得清警察打人这一事实吗？查不清，因为这是审理杨佳是否杀人，而不是审理警局是否打人。

      因此，我们不能指望着把杨佳杀人这一刑事案件，演变成一场审理警局处理自行车案及后来的投诉案是否合法、是否适当的行政诉讼案，警察是否打了人，在杨佳杀人一案中不是必要的事实，况且也无法查明，也没必要查明，尽管人们都希望知道这个结果。既然无法查、查不清，法院把证据中所说的“没打人”这一情节与其他的事实搅在一起一并予以确认，就有些问题了。但很显然，上海司法机关是有意这么做的，而且，控方制作的证据已隐含了这一企图。

      本人此前曾写过一篇《杨佳诉讼马拉松》的文章，建议杨佳提起一场针对警局处理自行车案及投诉案的行政诉讼。这个案件如果启动，或许还有些希望，因为这才是法院审查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否适当的法定程序。当然，即便在这样的程序之下，也很难查清警察是否打人，但如果发法官尊重生活经验法则，他的判决书也不能表述为警察就“没打人”，而只能说杨佳诉称警察“打人”的证据不足，不能证实警察确实“打了人”。

      题外话：这个案子越来越有意思了----警局先是不远千里来到北京把人家的妈妈给弄没了，法院后来又效法奶厂在奶粉里掺“三聚氰胺”冒充“蛋白质”的法子，以让公务员填满法庭旁听席位的方法来冒充审判公开，人们对这个讨厌透了。现在再怎么辩解没打人也是瞎掰，谁也不会信。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欲盖弥彰”，说得太 鸡 巴 准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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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审判决书中控方关于引起杨佳实施“报复”的那些证据（即形成“报复”这一犯罪动机之前的那些事实）：

       23 、证人薛耀（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 2008 年 7 月 21 日陈述称： " 2007 年 10 月 5 日晚 8 时 30 分左右，有一个男子骑一辆自行车沿芷江西路由东向西到普善路时，我看见他骑得很慢，四处张望。因为当时芷江西路附近失窃自行车的情况比较多，我就将其拦下检查。该男子将自行车停下后，我发现他的自行车没有牌证，于是我就问他自行车来源。他说自行车是租来的，我让他出示租车凭证，他拒绝提供，并说我无权检查，且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他才拿出一张纸说是租赁凭证，我说天黑看不清，叫他把凭证交给我。他拒绝，只用手举着一张纸。我说看不清楚，他说我连字也看不清，做什么警察，并开始拨打' 114 '查询上海市公安局督察队电话，我告诉了他我的警号，将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队电话告诉他。他拨打了督察队电话，投诉我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并对我的身份表示怀疑。后来我呼叫当班的警长陈银桥增援。过了一会，陈银桥带了三四个民警过来，向该男子了解情况。该男子将我检查他自行车的事情告诉了陈银桥。陈银桥说现在自行车横在马路当中影响交通，希望该男子到派出所解决纠纷。该男子表示不愿到派出所，

       24 、证人陈银桥（身份同上） 2008 年 7 月 21 日陈述称： " 2007 年 10 月 5 日晚我是值班警长，我接到薛耀请求增援，立即赶至芷江西路、普善路路口，看见有十多名群众在围观。我走过去看见一个男青年坐在自行车上，民警薛耀向我陈述要检查该男青年自行车来源，因为自行车没有牌照，但该男青年不配合。我问该男青年自行车凭证，该男青年说他不相信民警薛耀的身份，我回答：'你现在应该相信我是民警了吧，请将自行车凭证给我看看。'他就拿出一张纸说是租车单，并在手里晃了晃。我说：'你这样晃，我根本看不见，你拿给我看。'该男青年仍然不肯，于是我们劝他回芷江西路派出所询问情况。后来他坐警车去派出所，自行车由社保队员骑回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后，我和高铁军向该男青年做解释工作，告知民警依法可以盘查他自行车来源，他突然说高铁军用唾沫吐他脸，并说有口臭。后来该男青年说他要走了，就朝派出所门口走去，高铁军拦他，他一下子扳高铁军手指。我看见他打民警就与高铁军等人将该男青年架进派出所内工作区域，让他坐下。我又向他作解释教育工作。几分钟后，我将该男青年交值班民警处理，我就离开到街面巡逻了。"

       25 、证人陈红彬（身份同上） 2008 年 7 月 3 日陈述称： " 2007 年 10 月 5 日晚，我所的值班人员查实杨佳骑的自行车处于正常状态，进行解释后让杨佳自行离开。但是杨佳声称有民警在执勤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殴打，拒绝离开派出所。后所内值班人员接到杨佳母亲的电话，通话中要求协助对杨佳进行说服、疏导，之后杨佳自行离开。事后杨佳通过信访、市公安局督察部门投诉我所民警。派出所为了妥善处置此事，就多次电话联系杨佳及其母亲，进行解释和疏导工作，但是杨佳及其母亲声称派出所在执勤过程中存在过错，要求派出所对杨佳进行赔偿。

      之后，派出所在 2007 年 10 月中旬派民警周英赴北京进行疏导工作，并提出支付给杨佳 300 元钱补偿他的长途电话费，但是杨佳拒绝接受，并提出要求赔偿一万元人民币的无理要求。后杨佳及其母亲还是通过信访途径继续投诉我所民警。在正常信访回复之后， 2008 年 3 月间，所里再次派民警顾海奇赴北京与杨佳及其母亲见面并进行疏导工作，但是杨佳及其母亲提出还要派出所出具没有打人的书面证明等无理要求。因为我所民警在处置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就拒绝了杨佳及其母亲的无理要求。"

      26 、证人顾海奇（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就其根据芷江西路派出所领导的指示，前往北京同被告人杨佳及其母亲就执法依据进行解释和疏导的事实向法庭作了陈述，其陈述内容与陈红彬的证言内容基本一致。

      27 、公诉人当庭出示了被告人杨佳于 2007 年 10 月 25 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上海市公安局有关部门发送的投诉信并予以宣读。该投诉信中的内容结合相关证人的证言可以证实杨佳接受盘查的事实。

      新华网北京10月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网北京9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2008年9月29日《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网北京7月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网北京6月2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2008年6月23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网北京6月2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日《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网北京6月17日电 《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的重要讲话》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网北京5月1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2008年5月17日《在四川召开的抗震救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网北京5月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2008年5月3日《在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华网北京３月３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９日《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这仅仅是2008年的。     

      审判周正龙的这段视频内容比较多，今天才看到（在下面）。庭上控方准备得比较充分，辩方明显不足。囿于案件材料的匮乏，不便多说什么。但有一点：在老周涉嫌诈骗一罪的问题上，还是有很多辩头儿的。老周诈骗罪名的成立，无非依据于林业系统一些人的证词而已，但老周对此全然否认。采信林业系统的人说的话，不采信老周的矢口否认，标准是什么？国家机关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比狡猾的农民更为可信？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当面对质。证人是有义务出庭接受质证，辩方有权申请法庭传唤他们出庭作证，法庭也应当接受辩方的申请，传唤他们出庭作证。可惜，我们未看到这一幕。

      一直以来有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困扰着我。在民事案件里，证人如果不出庭，其证言将不予采信；即便出庭了，其证词也不一定被法庭接受，因为证人与案件当事人之间可能存在利害关系，法庭要考虑这个因素。刑事案件对证据的审核标准应当严于民事案件，但在实务操作中，结果却常常相反。我想，这可能是《刑法》里有伪证罪这个罪名作为震慑的缘故，如果证人故意虚假陈述，要被判刑，所以不敢说假话。真的是这样吗？推测统统没用，证人必须出庭，让法庭听其言、观其行才行。

      （二）上诉

      杨佳、周正龙两案，考验着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人们之所以对公共机关有意见，是因为两案在某些程序问题上处理欠妥。两案所出现的问题，极其类似，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审判公开的问题，二是近亲属提起上诉的问题，三是被告人委托律师的问题；四是律师会见权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什么事关制度层面上的大问题，如果善意执法，法的缺陷是可以得到弥补的，但要装孙子，也确实能害人。比如杨佳一案的上诉，《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的近亲属对一审判决可以提起上诉，同时规定该上诉必须经被告人同意。而现实的问题是，家属决定上诉，通过何种途径征得被告人同意？是直接与被告人会见，还是必须委托律师会见？如果杨佳不上诉而仅仅是杨父提起上诉，杨父很可能因见不到杨佳以征得他的同意，一审判决就生效了；而一审判决一生效，杨佳案便可进入最高院的死刑复核程序。

      周案也是一样，罗大翠说即便判老周一天也要上诉，但如果老周未提起上诉，罗大翠又可通过何种途径获得老周对上诉的同意呢？

      周正龙案一审判决于9月27日做出，上诉期为十天，今天（7日）是上诉的最后一天。有谁知道：罗大翠上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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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周的家人可真不错。妻子罗大翠性格泼辣，人也年轻，是个很能干的人；儿子周松很帅气，很精神，有点像演艺明星。老周风光时，他们都没沾什么光；老周落难时，他们又跟着倒霉，但他们不嫌、不弃。及至老周被押在旬阳大堂之上，娘儿俩一直在门外雨中守候。看了视频，挺受感动。妻子罗大翠接受采访，对老周的评价很是客观：老周有错，但无罪。看得出，老周的家人很讲道理。老周满脸沧桑是个老头儿了，但他的家人阳光、年轻，有朝气。尽管老周很倒霉，但有这样的妻子和儿子，也算很有福气了，两年半，一晃儿就出来。

      这个案子谁都知道怎么回事儿，就是法庭不知道。法庭假装不知道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法庭本就应该排除传闻、不受传闻的影响才算客观，一切事实必须在法庭上展示、演绎、质证、辩论才有意义，否则，社会上的质疑都跟没发生过没什么两样。正因为如此，老周的家人肯定觉得冤枉，弄不好，又会多出两个上访专业户来。

      但无论如何，日子还得过，不能把上访、打官司当饭吃。二十多年前张艺谋拍的《秋菊打官司》人们都看过，今年在上海发生的杨佳袭警血案人们也不陌生。但千万别学他们，因为“秋菊打官司”仅仅是个案，维权成本太大，不具有普遍性，学得好，自己倾家荡产；学不好，把自己弄成精神病。而杨佳逞一时之快以暴制暴、命饮黄泉，就更不足取、不值得效法了。曾见到我党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给别人写的一个条幅，觉得很有道理，他写道：办法总比困难多。眼前的过不去，就暂时放一放，比如，多接触要求采访的媒体，多接触自动找上门来的律师，写本书什么的。一句话：女不学秋菊，男不学杨佳，千万不能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无限的上访事业中去。时间一长，办法也许就自己跳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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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中国的周正龙案与美国的辛普森案的结果正好相反：辛普森有罪，但裁决无罪；周正龙无罪，但被裁决有罪。这说法很有意思，但在我看来，这两个案子的真正的区别就在于辩护。辛普森案的律师很了不起，找出控方无法自圆其说的漏洞，而周正龙案的律师则完全放弃了辩护，甚至说出“完全同意控方指控”及“现有的证据不允许做无罪辩护”的话。相形之下，高下立见。

      “几乎所有的被告几乎都是有罪的。”----这是美国哈佛大学艾伦·德肖薇茨教授总结的“司法斗争的规则”的第一条。美国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根据这条规则，我们在座的人都不可能置身其外，只要被政府指控涉嫌犯罪，几乎都能被定罪，而无论是真的有罪，还是真的无罪。无罪与有罪之间，关键要看辩护。

      周正龙诈骗案荒唐吗？如果比较一下的话，还算不上太荒唐。我们都很羡慕美国，但在这个自由的国度，荒唐的案件比比皆是。但这个国家有个优点，律师能够比较自由地发挥，如果请个卖力的律师，再有些水平，结果就会好得多，如辛普森案。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发生一件比较轰动的案件。美国有一部黄色电影叫《深喉》，票房价值6000万美元，而制作成本却低的可怜。当时至少有1000万人看过这部电影；在一些电影院里，这部电影连续放映了400个星期。当时的美国副总统甚至在庄园举行的招待会上都曾看过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情节很简单，就是作“口活儿”，男主角叫斯特赖克。这小子有点冤枉，他本是剧组的音响和灯光，每日工资150美元，但在需要表演“口活儿”时，原定的男主角缺席，导演只好叫他顶替。因作“口活儿”比较轻省，他的工资由150美元降为100美元。“口活儿”表演完后，斯特赖克就离开了剧组，既没参与后期制作、发行，更没分享什么收益。这是1972年的事情。

      但在1974年7月的一天凌晨，他被联邦密探带走。他被告知涉嫌一项“在全国范围的洲际商业活动中输送一部黄色淫秽电影的阴谋活动”。起诉制片人、发行人是家常便饭，而起诉演员，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个。在联邦法庭，他被大陪审团认定罪名成立。在上诉时，他找到了哈佛大学教授艾伦·德肖唯茨作他的辩护人。这个案件的辩护过程很复杂，我就不介绍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德肖薇茨很卖力，当然他很博学，也很出色；后来，这个案件以司法部撤诉告终。

      再回到周正龙案件。周正龙我们都认为很冤枉，但跟《深喉》案相比，他差远了：表演“口活儿”的那小子每天才挣150，表演的时候降为100，而周一下就拿走二万。美国那么牛逼都出现荒唐的案子，更甭说中国了。现在，社会舆论对这个案子提出种种质疑。但统统这些如果不在法庭上展现出来，一点意义都没有，就跟没发生过一样。对法官而言，他应该保持中立，最好的状态是根本就不知道虎照这档子事儿，以免受到舆论的非正常干扰。在美国，如果想逃避担当刑事案件陪审员的义务，有一个办法，就说曾大量关注过这个案件的报道就可以被剔除掉了。

      现在周正龙被判有罪，人们非议颇多。我觉得法庭责任小一些，辩护的责任大一些。律师完全同意指控，甚至完全放弃辩护，法庭不判有罪才怪呢。这样的案件，周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荒唐的案件还在后头。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是如此。但这些都不怕，只要有制衡的力量就足够了。有好的、敬业的辩护，公正就离我们更近一些。

      在中国，社会瞩目重大案件聘请律师麻烦一些，尤其是涉及到政府的案件，比如上海的杨佳案，陕西的周正龙案。这些案件的判决之所以偏离公共预期太远，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被告的辩护权被变相剥夺，以至于真相无人在庭上演绎。可见，辩护权，在这个社会生活中是多么地重要。美国《深喉》案和中国周正龙案，都是公众关注的案件，都是比较胡来的案件，但最终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其差别就在于被告是否获得了充分的辩护。

      “几乎所有的被告几乎都是有罪的”----这是规则，只要被提刑事指控，无论被告人是否真的有罪。这一规则已被验证是正确的。正因为它正确，所以社会瞩目重大案件政府才会在律师的问题上大动脑筋、大动手脚，以至于遭人唾骂也在所不顾。由此也证明“律师是自由的最后堡垒”的结论，同样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律师才能给被告人以正确的帮助，而这正是政府最为担心的。

      “几乎所有的被告几乎都是有罪的”，“律师是自由的最后堡垒”----请记住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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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6 | 自由堡垒之门洞开...

2008-05-16 | 德肖维茨：司法斗争的规则

附：周正龙判决书判词

      “......经合议庭评议认为，本案经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周正龙在担任陕西省林业厅华南虎调查队向导期间，听调查队成员讲如果拍到野生华南虎照片，可获大笔奖励，又从镇坪林业局广泛宣传的《通知》中得知发现大型猫科动物踪迹上报并经核实后，可获奖励。遂以为人治疗“官煞”为名托人找来印有华南虎图案的虎画，将虎画沿华南虎图案向后折叠，制作成华南虎平面模型，于2007年10月3日将其放置于镇坪县城关镇文彩村神州湾马道子林区某处，用借来的两部相机交替拍摄62张假华南虎照。随后向他人谎称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拍到了野生华南虎照片，并将照片上报镇坪县林业局，又携所拍照片随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前往陕西省林业厅，以假虎照和编造的拍照经过，骗得省林业厅信任，获取奖金两万元。2008年5月18日，公安机关又从被告人周正龙住宅搜出军用步枪子弹93发。
　　  “本院认为，被告人周正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拍摄假华南虎照片的方法虚构发现华南虎的事实，骗取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现金奖励，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周正龙违法国家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军用子弹，其行为构成非法持有弹药罪。旬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周正龙所犯两项罪名成立。对被告人周正龙应数罪并罚，其诈骗所得应返还被害人，军用子弹应予没收。本院根据被告人周正龙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一款、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周正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2000元；犯非法持有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总和刑期三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二、被告人周正龙诈骗所得两万元，返还陕西省林业厅；军用子弹93发，予以没收，交由公安机关处理；木制虎爪模具一个，予以没收。”

刘禹锡陋室铭片段

      下午带儿子去同学家玩儿。他这儿笔墨纸砚挺齐全的，他说现在正学习书法。一时冲动，也练了一把刷子。写的不咋地，卖弄一把。

      本日上午，周正龙涉嫌诈骗及非法持有弹药一案在陕西旬阳县法院开庭。报道说，周正龙妻子罗大翠及儿子均要求旁听，但遭法院拒绝。法院说，罗大翠及儿子是周案的证人，按照规定不得旁听；但对罗大翠会不会出庭作证，法院未作答复。

      我估计罗大翠及儿子的证言是构成指控老周有罪罪证的一部分，也可能是相反的证据，但既然提起公诉，后一种情况不大可能。如果属于前一种情形，证人，也就是老周的妻子及儿子，就应该出庭作证，以接受法庭的事实调查；同时，老周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也有权要求他的妻子及儿子出庭与其对质，否则，他们在法庭之外所做的对己不利的言辞只能算作“传闻”，应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再者，周的妻子、儿子就在法院门口徘徊着，一直就想进去，而且他们有条件，也有能力来证实自己的丈夫、父亲的犯罪情节。不让他们旁听可以，但不传唤他们出庭作证，则侵犯老周的对质权。

      是证人，就应该出庭质证，而出庭的证人是为了在庭上证实自己的亲属有罪，这种情况就让人很难理解了。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亲属之间就可免于作证。被告人服刑完毕还要回到社会，回到家庭。可以想象，如果亲属当初的证言是确定被告人有罪的关键证据，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会沦落成什么样子。老周的这个案子中，拿老周妻子、儿子的证言指控老周有罪，叫他们骨肉相残，挺残忍的。

      在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是一项司法原则，如果不“隐”而去主动揭发，则构成犯罪。这是由亲属间相互依赖的人身关系所决定的，背叛亲情、出卖亲属，古今中外皆为不齿。现在，很多国家都有“亲亲相隐”、免于作证的规定，甚至将这一原则延伸至牧师及律师。文革期间，我国曾有大量的告密发生于亲属之间：丈夫揭发妻子，儿子揭发父母......，但文革一结束，没有不后悔的。

      罗大翠当初应警方要求在侦查阶段出具证言，现在她肯定后悔。如果她被传唤出庭与老周对质，估计更是后悔不已。可不出庭，却又侵犯老周的对质权，对老周不公平。

      顺便说一句，“亲亲相隐”----教科书上说这是许多文明国家的现行诉讼制度。现在我们很多东西都在与西方接轨，但“亲亲相隐”不能接轨，这是咱老祖宗的文明、文化遗产。《论语·子路》有云，“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白话文 叶公跟孔子说，他家乡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不是隐瞒而是）去告发。孔子说，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这才是亲情自然流露，）正直就表现在这里了。]

      老周的对质权，老罗（老周的妻子）的相隐权（现在还没这个权利），在这个案件里全泡汤。

      就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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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同学从美国回来，晚上聚会吃饭。同宿舍的哥们儿带来两瓶好酒，包装上印有“军队特供”字样和“八一”军徽。觉得这些挺不严肃的，还有不正当竞争之嫌。不知道军队是否允许企业这么弄，如果允许，就有些问题，军队的信用不能这么被滥用；如果不允许，国家就应该好好查查，否则，军队声誉非慢慢给毁了不可。

      喝了点，味道不错，不愧是“特供”啊，也算沾了回“特供”的光。